韓愈《讀儀禮》讀後

讀古籍而知禮制因革

                 ——韓愈《讀儀禮》讀後

      韓愈在《讀 <儀禮>》中，直言自己曾為《儀禮》難讀所苦，且感歎其於當時施行者甚少，因時代變遷、沿革不同，恢復古制亦無從下手，從現實考量，似無實用價值。然而，他話鋒一轉，指出文王、周公之法制大略存於此書。孔子曾言“吾從周”，讚歎周代文化制度的昌盛，在韓愈眼中，古書留存稀少，百家雜說尚有可取之處，何況聖人所定制度？故而他摘取《儀禮》要旨、奇辭奧義著於篇章，以供學者參閱，並感慨自己未能置身於那個禮儀盛行的時代，親歷進退揖讓之盛景。

      《儀禮》作為儒家經典之一，記載了先秦時期的各種禮儀制度，涵蓋冠、昏、喪、祭、鄉、射、朝、聘等諸多方面，是研究古代禮制的重要文獻。韓愈所處的唐代，距離先秦時代已過千年，社會制度、文化習俗發生了巨大變化，《儀禮》中的許多禮儀確實難以在當時的社會中完全復行。但這並不意味著《儀禮》毫無價值，其背後所蘊含的禮制精神，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後世產生了深遠影響。

      追溯禮制的起源，其與中華文明的發展緊密相連。考古學研究表明，早在六千多年前的濮陽西水坡大墓，器物就已具禮器特徵，五千多年前的良渚遺址墓葬出土的玉琮、玉璧等，以及稍晚的陶寺遺址大墓中的龍盤、鼍鼓等，皆是典型禮器，呈現出三代禮制的雛形，證明華夏禮制在龍山時代已初步形成。這些禮器成為判斷中國文明進入文明社會的重要標誌，可見禮從一開始就與國家、社會秩序的構建息息相關。傳統儒家認為，禮伴隨著中國文明的起源而出現，孔穎達在《禮記正義》中總結，尊卑之禮起於遂皇，嫁娶嘉禮始於伏羲，祭祀吉禮起於神農，黃帝時軍禮、凶禮等五禮已具雛形，杜佑在《通典》中也有類似觀點，強調了禮在中國歷史文化中的悠久性。

      周公“制禮作樂”在禮制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雖然近代研究認為周公親自制定所有禮儀制度的說法可能是後代儒家假託，但他作為周初最高統治者，對禮制有所損益，制定周禮原則，這一點是合理的。周代禮文大備，“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禮制發展至極盛。然而，春秋中後期，“禮壞樂崩”的局面逐漸顯現，以周天子為核心的周禮因封建宗法血緣關係的解體而走向衰落。但這並不代表禮的消亡，而是禮在發展過程中的轉化與轉型。

      一方面，周代的禮樂文明孕育出戰國諸子百家。如《莊子・天下》篇所言，古代統一的“道術”即西周禮樂傳統，“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諸子學說皆源於此。儒家以《詩》《書》禮樂為教，繼承傳統文化最多；老子思想也有禮學淵源；墨子雖反對禮的繁文縟節，但並不反對禮本身。可見，諸子學說無論直接或間接，都與禮相關，周禮傳統成為後來中國文化發展的“母體”，不同學派都繼承了這一文化“基因”，體現了周禮在中國文化發展中的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以儒家為主的諸子通過重新闡釋禮樂思想延續了禮的傳統。儒家與周禮淵源深厚，孔子生活在禮壞樂崩的春秋末期，卻對“郁郁乎文哉”的周禮推崇備至。戰國秦漢學者探討儒家思想淵源時，多上溯至西周禮樂文化。孔子及其後的儒家學者，通過對禮學經典的整理與闡發，為禮注入了新的內涵，使其在新的社會環境下得以延續和發展。例如，孔子提出“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強調禮樂的內在精神是仁，將外在的禮儀規範與內在的道德修養相聯繫，拓展了禮的思想深度。

      禮制在不同歷史時期不斷演變。秦漢以後，禮以新的形態存在。在三禮學體係中，《周禮》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受到重視，北方更是參照《周禮》制定政治制度，禮成為促進魏晉時期最終統一的重要因素。在這一時期，禮不僅是一種文化符號，更成為維繫南北共同文化價值的紐帶，體現了禮在中國歷史文化發展中的連續性。即使在民間，禮俗與禮制相互轉化。一些民間禮俗，如寒食原本是祭祀介子推的習俗，最初被視為惡俗遭禁止，後來卻被納入國家禮典；而一些原本屬於國家禮制的祭祀儀式，如祭祀五岳四瀆等，隨著王朝更替，在民間演變為不同形式的禮俗流傳下來。這表明禮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和適應性，能夠根據時代變化和社會需求進行調整和轉化。

      從韓愈的《讀 <儀禮>》，我們看到了前人對古籍中禮制的重視與思考，也透過禮制的因革，窺見了中華文明的連續性與生命力。禮作為中國文化的重要特徵，不僅是維繫社會秩序的規範，更是蘊含著豐富的道德、倫理和審美內涵。在現代社會，雖然我們無需完全照搬古代禮儀，但深入研究古代禮制，能夠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中華民族的文化根源，汲取其中的智慧，以古鑑今，在新的時代背景下構建符合現代社會需求的文化價值體系。

《讀 <儀禮>》以片段感悟式的論說方式，對《儀禮》作出“考於今，誠無所用之”的論斷，體現其斷制分明的思想特徵。其篇幅簡短、文風隨性的特質與傳統策論形成對比，被明代抒情批判小品奉為文體源頭。

           附原文《讀儀禮》

      余嘗苦《儀禮》難讀，又其行於今者蓋寡，沿襲不同，復之無由，考於今，誠無所用之。然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於是。孔子曰：“吾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

      古書之存者希矣。百氏雜家，尚有可取，況聖人之制度邪？於是掇其大要奇辭奧旨著於篇，學者可觀焉。惜乎！吾不及其時進退揖讓於其間。嗚呼，盛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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